摘要：在中国古时，言一字意指人之声教法令等外部行为。 ...
然而，在自发合作模式中，没有一个机制能够担保搭便车者也积极追加投入。
German philosopher Immanuel Kant stated:The yellow Indians do have a meagre talent. The Negroes are far below them，and at the lowest point area part of the American people.（Bernard Boxill，Raceand Racism（O.R.P.）（Oxford Readings in Philosophy）（Paperback）。因此，其当选是符合美国人当时之选情和国策之要求，可说得天时、人和之便利。
信仰的是以尧、舜为代表之先王之道：仁者、君子之道。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道德上受过教育之人，是具有理性道德之人。在政治层面而言，统治者应依社会各体系之自生规律（自在情状及自然法则）行事，不要逞强妄为，使人民能率性而为及自然发展。能尽人之性，即仁爱之心，以善待人与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人与天地万物之关系，使物能尽物之性和运行之道，则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可共存而生生不息。
在德治与法治平衡系统裹，德治系统是指所有能产生内在自愿性自律之规范，这包括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范振汝，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香港树仁大学兼职讲师。只有当互利合同最终得到各方当事人的严格履行，个体利益才能得到普遍实现。
因此，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动力积极合作。个人主义是对人与人之间应如何相处和组织这一哲学认识论问题的一种回答。然而，第一点担忧取决于特定社会国民启蒙的整体水平。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主法制建设上走过一段弯路，尤其是从反右斗争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片面强调国家和社会[集体]利益，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已趋于极端的社会本位。
[28] 关于法律与道德观的评述，参见熊丙万、周院生：《国家立法中的道德观念与社会福利》，载《法制日报》2014年1月1日。[4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小共同体和最大共同体之间的各种共同体在自发合作难易程度上呈现出连续性和流动性变化。
例如，信奉个人主义的中国私法学者认为，有一块几乎与国家强制力绝缘的独立的私法领地，是个人自由的天堂。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个人常常面临下述难题？1.关于合同履行问题，既然个人是理性的，则个人应当有能力去判断履行或不履行合同将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或不利益。在人数规模较小的共同体中，个体通常能够自发的采取集体行动。受此影响，大量财产法学家在讨论商业开发征收问题时，要么在商业开发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这一问题上打太极，简单地认为该问题应当由法定的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作出决断。
关于第二点担忧，个人主义论者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是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社会的必要性问题，即私人社会生活是否有通过国家权力的介入和组织得以提高的前景。婚姻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以婚姻双方排他性的情感依赖为重要基础，有其自己独立的起点和终点。[8]转化到私法学上，这就要求私法以满足个人的主观目的和价值追求作为目标，而不能以国家强制力去追求虚假的整体目的。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存续和发展有一个先天设定好的秩序和样态。
在这些方面，对共同体合作的强调非但不会损害个体之个性，反而会通过合作更好地满足个体主观目的的实现，促进社会个体（个性）与共同体（共性）的协同实现。因为，共同体成员能够预期其他成员也将与其他一样积极参与合作。
有鉴于此，本文将尝试以共同体来替代最初意义上的集体，藉此强调各个体（个性）的共同实现。四项命题相互强化，均将私法的功能限定在对既有私权的静态守护。
[14] 个人主义私法学在侧重强调个人理性决策能力时，进一步强化了私法在保护既有私权方面的角色，包括人身财产不受国家强制力干涉、非经本人同意不得强加债务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从哪里给予肯定，从哪里开始怀疑，要深入每一项具体问题思考针对性答案，包括私人共同合作的潜在价值、私人自发合作的难度、公权介入组织的必要性、公权滥用风险的防控可能性等。其一方面侧重强调个人的主体独立性和对既有私权的静态安全享有，却忽视私权的动态生成机制，尤其是个人与社会同伴之间的合作创造面向。因为，共同体越大，一定成员的投入所产生的共同体总收益将被越来越多的成员分享。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138-155页。[17]立法的功能应仅限于为个人的自主决策活动提供必要的环境。
也就是说，防止显失公平、过高违约金构成各合同当事人的共同主观利益。通常情况下，婚姻双方的个性不仅未因加入一个婚姻共同体而减弱，反而是在珍视并主动培养情感依赖的过程中得以优化。
这将进一步影响合作的自发形成。三、合作主义认识论与私法 （一）私人主观目的之合作实现 整体主义将个人包装成高度同质的社会个体，而个人主义将个人粉饰成高度异质的陌生个体。
回到前文提到的旧村改造问题，理性的个人是不会拒绝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1] 在这一以具体私法制度为中心的继受进程中，中国私法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零散地接受了来自两大法系私法学的个人主义哲学认识论（individualism）。
大量人口由原来的独门独院走进了人口稠密的小区，需要与更多的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如此等等。[43] 对社会科学中的自然进化论的系统批评，See Robert Frank, The Darwin Economy: Liberty, Competition, and the Common Go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especially chap.1, 2, 11, 12. [44]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edited by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Clarendon Press 1976, pp.26-27. [45] 现代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判断价值优劣的客观标准，价值完全成为了社会个体基于自由意志进行主观判断的活动，因此近代国家表现出相当高度的伦理中立性…立法者在创制私法的过程中也不能使私法隶属于伦理、道德等终极性或实质性价值。本文将在评述个人主义认识论之后，尝试为中国私法提出一种替代性哲学认识论基础，即合作主义，并讨论合作主义私法认识论的实现障碍和应对策略。且它们通常需要经由共同合作来实现。
而对整个小区来说，将单元楼正下方以外的草坪进行修剪，则全部小区业主获得的总收益很可能超过总成本。除了向私法学展示社会个体间共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前景，合作主义认识论还将引导私法学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个体在共同合作上面临的系统性困难，并就如何应对此种困难提供建议。
于韵：《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我国法人制度》，载《行政与法》2012年第9期。那么，国家强制执行合同的意义何在呢？2.在一个理想的社区，全体业主按一定比例积极投入资金，用于修建美丽的公共社区绿地，符合业主们的最佳利益。
需重申的是，笔者也深刻意识到，这将伴随着权力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31]事实上，社会个体之间除了持有各种异质的主观目的外，总是在不同内容、范围和程度上分享着相同或相似的主观目的和利益。
[39]经验研究表明，这一仅针对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制度调整很快就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效果。哈耶克的更多论述，还可见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s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16. [10]前引5，易军文，第80页。但是，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并不影响我们去认识已经形成且对外表达的主观价值和目的，更不影响我们从社会同伴身上发现相似或者相同的主观想法。合同本身是一类普遍的社会合作实践。
合作主义私法认识论不仅认为社会个体之间具有共同合作的必要性和广泛前景，而且认为社会个体在自发合作上面临系统性困难。个人主义有力地戳穿了客观社会目的之虚假面纱，肯定了个体主观目的之真实存在性和独立价值。
尤其是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义务本位法制传统使得个人观念、权利观念、自由观念本十分薄弱。社会个体在保留自身异质性特征同时，还与其他社会成员在不同内容、范围和程度上具有共同的主观目的，具有形成合作共同体的广泛前景。
然而，即便在组织和协商成本很低的情况下，理性的业主们为什么难以自发地组织起来实现这一理想状态？3.在城郊的大量村庄中，即便每户村民对所占有土地的使用权具有自由转让的权利，为什么那么多村民难以自发组织和实施旧村改造、规模开发等让他们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为什么法治政府征收土地后引导的开发能够让村民迅速过上好日子？ 如后文将详述，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即便是在完美的市场条件下，理性社会个体常常既无法在自利倾向驱使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无法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潜在合同交易群体越大，则社会个体之间就越陌生，则违约行为被发现和集体制裁（其它潜在合同交易相对人的不信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个体违约的动力就越来越大。
